刘小康设计作品“共生” | 图：网络
设计除了关乎美丑，亦影响讯息的传递、一件物品的功用、品牌的形象等，但有时见惯了，我们一方面受惠于这些设计带来的便利，亦常忽略了设计者的用心。香港著名设计师刘小康，受业启蒙于百家争鸣的1970年代，从事设计专业于经济腾飞的1980年代，与世界交流接轨于瞬息万变的1990 年代，创作思维转型于积极创新的千禧年代。
这位大师在此披露自己创作心路历程和心得，描述他不同作品的设计理念：常被问及”如何开始做设计？”、”设计的灵感从何而来？”等问题，大家似乎都假设了是我”刘小康决定设计”，即一切由我主导，由我理性独立地作出种种设计决定。我不能完全否认这观点，但最多只是对了一半。回想自己30多年的设计生涯中，每个项目、每件作品，背后似乎都有一些决定性的因素。
事实上，设计师都很被动，大部分作品或工作，都是由一个要求开始，要求可能来自客户，为客户的案子而创作；要求可能来自展览策划单位，为展览的主题而创作；要求可能来自各项比赛，为比赛的目标而创作。当然，也有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，纯粹为个人的创作欲而创作，随心而作。不过坦白说，这种为自己而做的创作的确比较罕见。至于创作究竟如何开始？当中经过什么思考？经过什么过程才决定最终方案？思考方法是否因人而异？其他人的方法如何？这些问题我都有深思过，我的结论是，我的设计方法皆受各种外在内在因素影响——外在有众多的客观因素；而内在则是自己多年来不同的嗜好，包括收藏、阅读、旅游等。我一直习惯以草图簿记录由各种元素所激发起的创作概念，累积了不少想法。当我遇上外在动机时，草图簿上的记录就会化成启发新创作的养份，”决定”新设计的方向，而由此设计而成的作品，会反过来成为别人认识我的窗口，甚至是定义我是一个怎样的设计师的理据。所以，我想也可以倒过来说：”设计决定刘小康。”
左图为刘小康在1970年代于中学时代设计的第一张个人名片，右为刘小康在1988年的名片 | 图：《刘小康决定设计》
外在动机背后的客观条件，包括客户的商业目标、资源网络、时间、物料、环境、技术等，加上自己内在的喜好、梦想、经验、机遇、回忆、习惯等，外在内在因素恍如阴阳交配，产生不同的效果，且各种元素在不停的变迁中互相交错，逐渐成形、瓦解，又再更新、成形，幻化不断。这就是设计的乐趣，而这一次的成果也可能成为下一波设计的动机或创作概念。这种”刘小康决定设计”、”设计决定刘小康”的因果关系，正是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、生生不息的能量。
1970年代，香港社会经历急剧转变，包括经济起飞、各种大型基建如地铁落实兴建、社会制度逐步改善、本土文化开始成形，而廉政公署也在1974年成立，使香港社会逐渐步向清廉。当时还在求学阶段的我，只知居所愈搬愈大，还天真地误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后来回想才知自己见证了香港经济起飞，以及社会制度日渐完善，如房屋政策的更新。在那年代我所经历的一切，包括当年学校必修的书法课培养了我对书法的兴趣；报纸文化副刊和《中国学生周报》、《号外》、《电影双周刊》等文化艺术杂志兴盛孕育了我对文化艺术的触觉；由吕寿琨、王无邪领军的”新水墨运动”令我认识到可将中、西美学观念贯通于中国传统水墨艺术当中；以及靳叔将中国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的尝试等，都激起了我投身从事中西文化交融工作的欲望，影响了我立志成为设计师的决定。当时我想，透过设计，我可以边学习，边创作，而我于这年代积累而来的兴趣、收藏、回忆，往往都可转化成设计意念，成为日后作品的一部分。
面相创作 | 图：《刘小康决定设计》
承接了1970年代的转变，在1980年代，无论我个人或香港社会，都因而有动力持续发展。我在1981年开始投身工作，因为于1970年代在靳叔作品中看到融合中西文化的可能性，令我决定到靳叔的公司应征，幸得录用。
有人问我设计的灵感来源是什么？其实打从我开始从事设计，灵感一直都不是决定设计的主要因素。设计是一门专业，设计的流程、规模，甚至我们于当中所投入的时间、资源等，主要都视乎客户的需求。客户可以是政府机构，可以是营商企业，可以是文化机构，无论客户是谁，我们的基本作业就是要配合客户的动机，成就客户的目标。故此设计往往受着各种客观因素所限制。
除了为客户服务，另一促使我进行创作的动机就是参与比赛。在数十年来，我有幸与靳叔合作，他经常勉励我在设计上要有所追求，不止为生计，也为表达自己，像艺术家一样创作出能表达自我的作品。因此我经常主动参加国际比赛，当中以海报设计为主。事实上，跟配合客户的目标相似，每个比赛都有它特定的题目，我必须配合比赛的题目创作。
如果要数较受个人因素影响的设计，可能是透过比赛等机会将回忆放进去的创作。有些回忆我不想让它只停留在记忆层次，而是希望透过创作，主要是海报设计，将这些记忆重组并展现人前，例如我曾多次将过去的照片放进海报中，甚至把当年最重要的体会变成海报，将回忆化作具体的设计，在将来成为另外一种回忆。
乐天陶社刊物《泥宁乐》(1986) | 图：《刘小康决定设计》
最初加入成为靳叔公司一员，我们主要从事文化设计元素，如艺术节的海报设计、各种书刊设计等，但基于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，商业机构开始愿意投放更多资源在设计上，加上靳叔与我逐渐意识到只有藉着商业设计，才能使设计作品的影响力跳出文化圈，推广至普罗市民群体，使设计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，发挥真正的力量。所以我们既被动又主动地逐渐参与更多商业设计的项目。当时从美国来港的著名设计师Henry Steiner（石汉瑞）为香港各大企业提供设计服务，而土生土长的香港设计师陈幼坚，多从事娱乐文化类的商业项目，包括为当时著名歌星梅艳芳、张国荣、林子祥、罗文等设计唱碟封套及演唱会宣传品，于是靳叔和我，就开始主力做一些比较是企业性质和不这么富娱乐性的项目。及至1980年代中后期，商业项目取代文化项目成为公司及我个人设计专业的重心，我开始钻研各种商业操作，探讨如何才能做到出色的商业设计，寻求有别于文化设计的手法和角度。这改变无论对公司或我的设计专业都是有利的发展。
步入1990年代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特别多，社会环境亦因而经历急速转变。承接1980年代转向从事商业设计，我们在1990年代陆续展开更大型的商业设计项目，当中包括早于1980年代已有合作的中国银行，他们再次聘请我们执行更大型的设计元素，另外还有与金山工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的合作，这一合作就持续至今，其主席兼总裁罗仲荣先生，后来更成为我的好朋友，成为推广设计事业的重要伙伴。
基于在1980年代始我参与了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设计比赛，并在当中胜出，加上过去跟随靳叔到各地进行设计交流，在1990年代邀请我参与的交流展览项目持续增加，后来，我甚至开始有机会主动组织交流活动。我之所以积极参与这些文化交流海报邀请展，或文化合作项目，除了是因为受到邀请，其实许多时更是因为自己不懂得、不认识这些海报邀请展的题目，或文化合作的内容，才更乐于抱着学习的心态，像人家出题目我做习作般去做。有时我甚至对题目抱持怀疑态度，尝试去重新思考、重新定义各议题，例如以和平为题，我就重新思考什么是和平？和平在亚洲的意义是什么？再重新给这词语下定义。这个思考过程对于设计师是颇重要的，对我而言，透过参与邀请展就不同的题目思考，正是个很好的训练。此外，我亦透过国际交流，从别人对我们作品的批评，去重新发掘和理解香港本身的特质究竟是什么，故我非常乐意参与更多的讨论及城市交流。
由从事设计，到推动设计的发展以回馈社会，这心态的改变绝对是受靳叔的使命感所感染。1980年代末，靳叔常鼓励我不要在公司工作至深夜，鼓励我利用工余时间去教书。老板总乐见员工为公司卖命，但靳叔却心系香港设计业的整体发展。所以在1980年代末，我于夜校执教了两三年，后来又在中大艺术系任教。教学是很好的经验，催迫我成长，因为每天回到学校，都要面对众多学生给予我的挑战。
刘小康信封、信纸及名片套装(1988) | 图：《刘小康决定设计》
后来，我为了再进一步参与推动设计业，首先是加入香港设计师协会，当时主席是靳叔（1985–1988年在任），我也愿意认识更多朋友，故乐于参与其中。后来我更于1994年至1995年担任香港设计师协会主席一职，这些公职有助我理解专业团体与社会、与政府的关系，而我亦透过认识更多从事不同专业、拥有不同背景的设计师，丰富了我对设计的理解，意识到原来无论我自己或公司的设计创作，都有更多更阔的可能。
1994年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当时的香港政府布政司署撰写了一份名为〈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HK Services: Final Report April 15,95〉的报告，当中详细阐述了支持香港服务行业发展的重要价值及实行方法，却并无提及设计行业的发展，故在同年较早期由特许设计师公会香港分会、香港设计师协会、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，和香港室内设计协会四个专业团体，联同香港理工大学共同成立的智囊团”设计：香港”，就此向香港政府表达不满，并争取香港政府对香港设计业发展的认同与支持。”设计：香港”于1995年开展了一个香港设计行业的研究计划，并向当时的立法局议员、港府司局长级官员、传媒和具影响力的相关人士进行游说工作，指出香港设计业具发展潜力，如能获政府在资源和政策上提供适当的协助，便可为香港经济以至社会的整体发展作出贡献，促使香港设计总会和香港设计中心最终于2001年得以成立，成为香港设计业发展的转折点，也对我作为香港设计界的其中一员影响深远。
2001年香港设计中心成立后，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设计推广活动，包括设计营商周（BODW），和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（DFAAwards）等，进一步将设计经验延续，开拓国际关系和设计视野，亦由此使我对工业设计的理解增加，对自己从事创意产业，尤其产品设计甚有帮助。2011年我受委约参与马来西亚铸造商皇家雪兰莪的精品系列设计工作，正式推出首个以”五行”为题的产品设计系列。其实早在1980年代我们公司从文化转向商业设计项目的同时，我已有从事产品设计的思考，不过由于那时我仅是公司的员工，故暂只能搁下不做。我最初的设计产品以纸品为主，后来加入用”十二生肖”为题创作家具的尝试，但也只是以做雕塑的思维去做，及至皇家雪兰莪的”五行”精品系列设计，我对创意产业和产品设计的概念才趋成熟（详见”传统决定设计”一章）。
香港设计中心的成立，加上个人经验的累积，亦使我于国际交流项目中，由过往被动地获邀成为参与者，变为主动发起人。多年来，我屡次与国际机构合作举办论坛、邀请海外设计师共同参与设计元素等，例如在2001年，我和来自吉隆坡的WilliamHarald-Wong共同成立了”亚洲设计连”（theDesignAllianceAsia）（详见”交流决定设计”一章）。种种交流项目，都令我们有新需要或动机去做新设计。
明式绕脚椅二合一(2001) | 图：香港康文署官网
在千禧年后，我的创作开始多线发展，如海报设计、椅子戏（详见”外篇：椅子戏决定设计”一文）、公共雕塑等个人创作继续进行，同时加入了书法融入设计的作品（详见”文化决定设计”一章）和产品设计。至于公司的发展，自2003年始展开国内业务，及至2007年高少康加入，主力管理和发展深圳分公司的国内业务，在品牌设计和大型商业项目方面，也做得更多更深更广。同时藉着国内业务的增长，也促使我反思香港如何可以在设计专业方面，与国内作出区分，达到不一样的层次。同样做品牌设计，我们作为香港设计师可以领导甚么？及至云南丽江瑞吉酒店（St.Regis）项目、香港马湾公园的公共艺术计划、西九文化区设计元素的经验积累，使我慢慢对公共艺术、创意产业形成一套新的理解，并联同艺术家陈育强和世界级平面设计师，来自荷兰的Michelde Boer一起创立了名为”公共创意™”（PublicCreatives™）的公共空间设计概念，将所有设计艺术融为一体，进行一次过的整合规划。
从1970年代决定做一个有文化触觉的设计师，到1980年代跟随靳叔工作，由文化转移到以商业设计为重心，然后又决定从事设计教育，及至1990年代决定要有国际视野，周围去看很多东西，千禧至今，我又尝试新的设计模式和方法，决定参与做产业，不纯粹做设计。我很清楚自己在每一阶段，都有主导的欲望，这同时反映了我在不同年代做一件事的决定因素，背后都有时代的改变逼着我去思考。
改变，是无人可抵御的巨轮。香港经历的改变从未停止，且在相同时间内，香港比全世界很多城市有更大更急速的改变，新议题永远不断涌现。在时代的更迭交替中，挑战会不停涌现，强迫你去改变。当然，你可以拒绝改变，但我选择了迎向改变、接受改变、拥抱改变，藉改变提高能力、开拓视野，看得更远更前，但同时不被时代的改变去改变自己，在自己身处的空间中寻找自己专业的位置，及终至现阶段，积累了一点能力，反过来，希望自己可以去领导一些改变。语气听来大，但我的目标确实如此。改变是压力，也是机会，是动力。
本文节选并改编自《刘小康决定设计》序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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